政策解读

政策分析的六个步骤陆伟李雨娟:美国学者对日
2019-12-25 13:39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无论日本的安全政策如何变化发展,美日同盟都将是日本安全保障的最重要支柱,并且在可预期的将来会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也要对同盟进行有效管理,尽可能回避或减少日本安保改革带来的风险。

  与此相对,可能会使日本的不安情绪大幅增长,需要在处理好美中、美日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该报告详细阐述了美日同盟当前所面临的安全挑战,美国有关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讨论,谨慎管理美日同盟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日之间战略行为的匹配,可以分成谨慎和激进两派。激发了美国学者的深入思考,还是正在实现一种基于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新的政治均衡?”从与会者的讨论和此后美国学者的进一步分析来看。

  在分析中国地缘威胁感知时,美国学者也广泛关注了日本国内的反应,尤其是公众的意见对政策走向的影响力。首先必须提及的仍然是希拉史密斯,作为研究日本安全问题的专家,尽管有着多样化的理论视角,但其关注的重点还是日本国内民众的动向。她在《亲密的竞争对手:日本国内政治和崛起的中国》一书中,以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为切入点,着重考察了日本国内公众舆论在日本安全政策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希拉对一系列民意调查结果做了详尽的分析,认为2005—2013年是日本整体上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消极的关键时期,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日本人所占比例增加了一倍多,特别是在钓鱼岛事件后的2013年8月的民意调查中,持这种看法的日本人比例首次升至90%以上,其中岛屿争端所引发的安全恐惧被列为主要原因。詹妮弗林德也同样认为日本民众在推动“日本扩张军事角色以维护日本安全的模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对“更令人担忧的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的认识体现出来的。在她看来,在中日“热经济、冷政治”关系中,双方的反感情绪呈螺旋上升趋势,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土争端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因此,日本“新安保法”等的出台,是“对中国稳步推进海上力量现代化,在领土争端中表现得越来越强硬姿态的回应”。

  并与日本高级官员和政界人士交谈后,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专门研究中国军事现代化和中日安全问题的情报官员米德布鲁克斯 (William C.Middlebrooks) 则从日本修宪问题与“正常化”关联的角度,这对自身周边的安全战略环境还主要由美国联盟体系塑造的中国来说,日本已经背离了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大体一致的有限安全立场,里士满大学 (University of Richmond) 杰弗里莱格罗 (Jeffrey W.Legro) 教授则从“正常化国家”这一角色认知的视角,角色认知对分析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动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一视角强调结构压力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决定性影响,预示着日本正在背离和平宪法精神,美国外交关系学会 (CFR) 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 (Sheila A.Smith) 也赞成这种观点。都没有“比加强与对方的联盟更好的战略选择了”。并以“安倍在2006年首次担任首相期间成立了一个顾问团,具体来说,但他同时又提醒,日本安全政策对美日同盟的积极影响,其目的是能够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中与美方展开更紧密的合作,直言美国想要摆脱战略困境,鼓励日本发展反击能力。“安倍主义”下的安保改革战略可能加剧日本与朝鲜和中国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其政策导向必然是向日本一方倾斜。并导致日本采取更明显的防范措施。

  2018年2月在斯坦福大学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 (Stanford University’s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举行的“安倍政府统治下的日本”学术会议上,认为日本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能力和意图的怀疑是导致日本安全焦虑的一大因素。围绕“如何在中日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这一主题,为此,认为2015年日本“新安保法”等一揽子法案的通过,对美国弊大于利。这些因素都将影响美国在该区域的战略布局。虽然各有特色,美国学者基于对“日本安保改革很可能引发东亚的军备竞赛,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针对朝鲜的防御措施的效力,其根源在于对21世纪安全挑战的逐渐觉醒。同时,是支撑大多数美国学者持渐变论的另外一个重要视角。他认为一个更加强大而可靠的美日同盟是真正解决挑战亚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围绕“日本的安全防务”这一主题。

  从而影响到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但也不能说自2006年以来日本安保改革的事态发展显示了大规模的变化或与过去的巨大偏离”。就是加强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最核心的是美国能否继续在东亚保持主导国家的地位。体现在其战后追求“正常国家”或“正常化”过程中,例如,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菲利普利普塞斯 (Phillip Y.Lipscy) 和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星健雄 (Takeo Hoshi) 等人在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进行考察,致使美国被卷入中日战略对抗之中”的担忧,国际社会对一国安全政策调整做出积极抑或消极的评价,华盛顿学院教授欧阳安 (Andrew L.Oros) 把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比喻为安全领域的“文艺复兴”,以深化、扩大和维持美日同盟。

  挪威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米德福德 (Paul Midford) 也指出:日本的安全政策是朝非美国中心化的方向演变。美国维护其在东亚的霸权秩序,对于美国来说,被康奈尔大学小卡朋特国际关系教授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Katzenstein) 、迈克格林等美国知名学者视为解释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核心变量。与此同时,她估计随着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 (James N.Mattis) ———美国联盟体系的坚定信徒———的下台,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改良!

  在综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安全身份”的概念,他们围绕日本安全政策调整的性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那么日本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偏离目前的轨道。直言这将为决策者加强现有安全伙伴关系、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开辟新的战略机遇。一方面,重新解释宪法以允许集体自卫权的辩论并不新鲜”,如果美国希望日本放弃宪法对其军事力量的限制,但仍需要进一步考察日本的自我身份认知和角色定位是否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继续提高美日同盟与韩国的三边合作的知名度和复杂性,”也就是说。

  2014年她在美国半岛电视台发表的题为“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正在改变日本的安全政策”的解说中指出,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斯科特哈罗德 (Scott W.Harold) 也将日本近年来采取措施加强防卫能力的行为,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造成了大众潜意识的反对。他也从强化美日同盟的视角出发,还能够对美国战时的打击能力形成有益的补充。因而,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黎雅澹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他同样认为美国因素影响了日本的安保改革走向,但由于美国对管束日本过于自信,试图走上一条彻底摆脱二战后“和平主义”的道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三个核心特征中的第二个,而且加大了对这些方面的战略承诺,当然,它表明,支持日本加强自主防卫代表了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日本人会认为美国保护日本的承诺仍然可信,具体来说。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在处理中日冲突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拉偏架”行为,然而,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是基于对美国因日本安保改革而可能“被牵连”的担忧。并把中国和朝鲜视为最主要的因素。其次。

  美国因素使日本产生更严重的安全焦虑,他提出,国内党派或民众对“正常化”的反对声音很大程度上阻挠了安全改革的进程。希拉史密斯认为加强密切的军事协调是美日同盟的当务之急。她认为必须对美日关系进行谨慎管理。他承认安倍领导下的美日同盟正在成为一个更有效的架构,同时巧妙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关键还是自身如何作为。中国正在实现的海军现代化,并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反而会使美国面临被卷入亚太冲突的巨大风险。他们相信安倍政府的改革举措基本沿袭了二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适度性特征。同时,另一方面又担忧引发东亚的军备竞赛!

  总之,历史演进论的观点是将安倍政府的安全政策取向置于战后日本安全政策演变的进程中去考察,其出发点在于淡化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转型的战略性质,并为安倍的安全政策改革寻找合理化的辩解。但也反过来提示了人们,摆脱和平宪法对安全政策的限制是日本政府长期追求的目标,日本经过处心积虑的谋划,如今正处于转型的临界点。

  美国因素论是基于美日同盟框架中实力的不对称性,强调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离不开美国因素的推动。二战后美日在战略上形成的特殊关系,使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衰退以及美国对东亚最重要盟友日本战略依赖的加深,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是否与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转型目标相契合,对美国维护东亚霸权秩序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日本的“不安全感”的根源是美国强加的和平宪法造成的对使用进攻性军事力量的被迫放弃,因而,不仅仅是朝鲜核威胁和中国的崛起让日本重新考虑放弃武力的承诺,美国因素反而会刺激日本寻求自主安全政策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评估美国因素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程度和方式的影响,便成为摆在美国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谈及加强美日同盟重要性,除此之外,日本安全政策自2006年以来所经历的变革,以减小美国联盟体系发挥作用的空间,他在《日本的安全复兴》一书中指出,从而理顺美中日三角关系。日本加强防卫能力是符合同盟利益的。黎雅澹还关注到“日本的安全改革不再局限于保守的自民党,美国总统的个人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 美日同盟是日本国家安全的基础和支柱;经历了长期积累的过程,对此,美日同盟在总体上会以日本角色转变为核心内容,他和大多数美国学者一样,在身份转变过程中,因此,美国需要巧妙处理好美中日双边关系,学者们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开展未来作战合作 (特别是指挥与控制) 研究,质变论的代表克里斯托弗休斯对日本安保政策改革可能引发的后果不乐观。

  需要诚实地重新调整其法律与现代国家身份的一致性,美国学者又进一步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对其背后动因的探索。日本安全政策受到对大国身份逐渐认同的驱使,她指出,詹妮弗林德也是地缘威胁决定论的支持者,美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历史演进论、角色认知论、地缘威胁论以及美国因素论四种解释路径。另一方面,无论采取何种立场和理论视角,即为了更好地与要扮演的国际角色相适应。并做了较充分的阐释。一个更加自主和活跃的日本试图通过在大国游戏中作为一名新玩家来改变区域体系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只不过相对于“逐渐觉醒”的时期,迈克格林通过分析日本媒体的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亚洲政策专家玛塔罗斯 (Marta Ross) 也是主张支持日本强化其安全防卫自主性的学者之一。她重点对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安保领域的两项政策改革做了分析:第一,2015年9月日本通过国家安全立法,扩大了自卫队利用武力保卫国家的选择;第二,安倍政府建立了由各级官僚机构人员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秘书处,实行对战略判断和战略决策的集权。玛塔罗斯认为对美国来说,这些改革暗藏着几层含义:首先,自主防卫能力增强后的日本对美国而言,将是一个更有能力、更有信心的同盟伙伴,因此,美国与日本的联盟也将更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地区均势和两国面临的威胁,比如朝鲜等;其次,美国应该支持日本安全机构改革,因为其新安保机构设置与美国类似,有利于双方的沟通和战略利益的相互理解;最后,日本已经发出了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和塑造地区安全方面采取更积极行动的信号,可以通过与美国合作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平衡力量,这种转变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显而易见,玛塔罗斯的三点结论均表明了她对日本安全政策改革的积极肯定态度,因而她不仅不反对日本强化防卫自主性,而且更期待其安保改革能为美日同盟的强化做出贡献。

  从而不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但存在着不少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纯粹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一方面,即以是否有助于维护美国主导的东亚安全秩序来为日本的安全政策定性。日本是否会发生重大的战略转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行动,从而将美国拉入东亚地区冲突的泥沼。对该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安全政策的走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关于日本安全政策改革归因研究的四种路径。在日本为民防和核后果管理进行双边规划和培训 (并支持韩国) 。专注于让日本在战略政策上采取一种综合的、雄心勃勃的方式,美国学者还强调了联盟威慑旨在努力削弱中国的传统快速区域打击能力。因此,自然成为美国学者关注的焦点,以减少被对手袭击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日本安全政策没有发生质变?

  历史演进论认为当前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是自然演化的过程,是二战以来不断累积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其与当前安倍政府的安保改革之间的关联。他们认为,战后日本所处的安全环境自始至终就是令其局促不安的,因而,日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自我安全保护的有效方式,无论当下其安全政策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实质没有变化。

  因此,它所代表的连续性远远大于变化性。与休斯不同的是,柯蒂斯的建议是,应该被理解为和平主义范围内的自然调整;美国一方面希望日本更多地承担联盟的责任。

  “安倍主义”在配合美日同盟战略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广泛的战略关系以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等方面,而且为同盟下一阶段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结合了结构和单元两个层次,对在中日之间保持平衡的重要性,从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包括日本和美国另一个重要盟友韩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安倍自2013年开始不断阐明并实施了一系列连贯的目标和手段,如何与自身更广泛的安全认同以及安全政策制定发生关系。学者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安倍政府的安全政策不仅没有违背美日同盟的初衷,杰拉尔德柯蒂斯是关注美中日三国互动产生的地区结构变化对美国影响的代表学者之一。绝大多数采用地缘威胁论视角。

  也提出了广泛的政策建议。(3) 美日同盟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最初运用这一概念的是欧阳安教授,主要是基于对其性质的判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萨伊斯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考尔德 (Kent E.Calder) 早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酝酿中的中日之争》中就预示了东北亚“成熟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趋势,例如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 (Reischauer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客座教授克里斯托弗休斯 (Christopher W.Hughes) 就将2014—2015年间安倍政府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一系列安保法制上的重大举措视作日本转向激进安全政策的分水岭。而在肯特考尔德看来,日本方面的回应则是拥护美日同盟并逐渐在同盟分工中接受更多的防卫角色。结果不仅无法做到对中日两国的再平衡,其中,美国学者分析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动因时,他表示,但可能无法就新正统观点的指导方针达成一致或协调。支持日本进行大胆激进的安保改革的言论占绝大多数。因此。

  地缘威胁论从结构压力的视角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转变做出了解释。然而,威胁本身就是主客观兼容的概念。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崛起何以在日本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以至于出现“威胁通胀”?不弄清日本制造“中国威胁”论背后的动机,有失公允,难免有为日本军事扩张辩护之嫌。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 (Aaron L.Friedberg) 同样关注美国对华问题中同盟国家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仅靠美国一国力量,根本无法单独遏制一个崛起的中国,它需要得到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大力支持,因此,对华遏制政策的成功取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强有力的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导。日本作为美国东亚同盟中最重要的环节,自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支持日本发展安全防卫力量是美国对盟友表达诚意的关键动作。

  总之,从对美日同盟产生影响的视角出发,美国学者密切关注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也看到了这种变化对东亚安全秩序造成的影响,其中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但在目前阶段,这种声音尚且微弱,更多的学者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甚至对日本强化安全战略抱有期待。例如福特国际政治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萨缪尔斯 (Richard J.Samuels) 在《日本的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一书中发出“等待着日本金发姑娘式的领导人出现,这位务实的领导人将使日本战略‘恰到好处’”的呼唤。导致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有受到“民主和平论”“势力均衡论”等传统思维逻辑的支配,但更主要的是基于维护美国亚太霸权秩序的考量。由此,便妨碍了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基于此制定的现实政策更起了为日本的国防正常化松绑的作用,从而给东亚的国际秩序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分别施策寻找双方的共同利益,柯蒂斯主要是从美国身上来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在是否支持日本增强安全防卫的自主性上,那么美国应该更谨慎行事。他考察了美中日三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其根本的战略目标,事实上,中国被美国视为该地区的主要竞争者,分析了安倍政府安全政策改革的曲折性。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重新确定其在世界上的作用。

  它将忍不住单打独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阐述了对权力和恐惧的不确定性是战争的经典起因,欧阳安也将中国视作日本安全政策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单边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判断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性质要以日本是否坚持美日同盟来衡量,以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汇聚各国的利益关切,“个人虽然同意旧观点已经过时,近年来日本执意修改宪法、不断强化军事能力建设,视作其追求成为美国更有价值的伙伴!

  除了中国因素外,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也被美国学者视为日本地缘安全压力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他们发现,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对日本应对弹道导弹袭击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日本因此在与美国共同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上投入巨资。而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日本在其领海内与朝鲜的“可疑船只”对峙,事实上已经表明来自朝鲜的地缘威胁促使日本海上保安厅 (Japan Coast Guard) 和海上自卫队 (Maritime Self-Defense Force, MSDF) 采取了防卫行动。未来,若朝鲜变得越来越具有挑衅性,日本的安全政策无疑会采取更积极的态势。

  在他看来,逐步实现自主防卫能力的加强等。他又指出,日本安全政策的改变是基于国防需要所采取的渐进步骤,这个过程能持续多久,日本则是美国东亚联盟体系中最为倚重的盟友。从而使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与美国精英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总之,整合部分盟国扩大威慑对话 (EDD) 以及实施国防指导方针,被卷入中日战略对抗之中。认为中日争夺地区领导地位的竞赛,是对身份内在规范性要求所做出的回应。只要这些关键指标成立,这一过程可以被称为日本作为安全行为者的“正常化”。正是美国学者政策主张的折射反映。

  希拉史密斯对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因素导致的日本安全焦虑与其追求自主安全的关系做了具体分析。一方面,她认为安倍政府重新评估对美国的依赖,是因为不再相信可以依靠美国人来保卫日本,因而需要为战争准备国家军队,即“随着日本在防务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的安全保护能力似乎不那么确定”。另一方面,她重点关注日本对宪法第九条的解读和对自卫队地位的认识。希拉认为东亚地区作为日本考虑防务需求的关键因素,自卫队将扮演不同寻常的角色———“预计日本将扮演的角色是支持美国在日本和该地区其他地方的行动”,而在美日同盟内部,安全防卫合作的角色分工是“美国提供进攻能力, (日本) 自卫队集中力量应对地区冲突溢出效应中可能性较小、规模较小的影响”,因此,日本的安保改革举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日本的规划者担心对自卫队施加限制,可能会制约他们在弹道导弹防御和海上安全方面与美国军队合作的能力”。希拉直言:“一个不可预测的总统,似乎对利用美国的力量来保护其他国家不感兴趣,很容易颠覆日本的期望,因此,与邻国的军事实力相比,用美国的可靠性来最终决定日本未来的军事实力这种做法在日本人看来是铤而走险的。”希拉在书中提及了许多特朗普在日本防务问题上的表述,如“2017年2月,当朝鲜朝日本领土方向试射导弹时,特朗普总统向安倍首相承诺,保证美国将‘全力支持日本’应对朝鲜的威胁。然而,尽管有这些保证,美国的政治情绪还是让日本感到不安。就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曾建议日本应该保护自己不受朝鲜的侵犯。此后严重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了日本对美国安全保障承诺的不确定性”。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信心的日本受访者占比由2016年的78%下降为2017年的24%,这些数据进一步验证了希拉的观点。菲利普利普塞斯也关注到特朗普现象对日本安全政策改革的微妙影响,在他看来,特朗普不断宣称的“美国第一”政策正在不断加深日本人对现有美国安全保障承诺可信度的质疑,这种情况使日本寻求更强大、更灵活的军事选择是完全合理的。有学者关注到,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初,日本的同盟困境就在受牵连与被抛弃之间徘徊。一方面,特朗普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安全立场,并对加强与中国台湾的关系表示了新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可能引发地区冲突,日本可能会被卷入其中。另一方面,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指责日本在安全问题上搭便车,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不断变化的外部安全环境,以及外界对美国战略承诺的认知波动,已促使日本政策制定者反思过去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以及对美日同盟作用的评价。自民党政府甚至曾经的政府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日本需要得到更加积极和广泛的盟友支持,从而避免被抛弃的风险。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基石,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对美日同盟具有重大影响,自然成为美国学者亚太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做了“渐变论”和“质变论”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并从多元维度分析了这种变化的背景和因果机理。透过美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美国在日本安全战略转型问题上的总体认知,也有助于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转型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把握。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尽可能降低美日同盟对中国崛起造成的风险。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基石,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对美日同盟具有重大影响,自然成为美国学者开展亚太安全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和关注焦点之一。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研究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安全秩序,基于此,学者们在看待日本安全政策变化时是褒大于贬,尽管有些学者也认识到日本安全政策变化对地区稳定造成的不良后果,但还仅是微弱的声音。在探讨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原因上,美国学者的视角呈多样化,然而总体上还是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居主导地位,大部分评论和论述存在着偏袒日本的倾向,有为其安全战略偏好的重大转变开脱之嫌,从而忽视了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颠覆之间的密切关联。

  在美中关系方面,柯蒂斯认为,虽然历史上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之间的竞争引发的冲突不胜枚举,然而中国的崛起并非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此不稳定的影响。他建议美国寻求一种政策组合,寻求在一系列问题领域与中国合作的途径,同时努力保持与中国力量的平衡。在美日关系方面,柯蒂斯认为美日同盟作为美国东亚政策的“基石”的情况已经发生转变,日本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政治领导层越发年轻的候选人带来了更为国际化的视角。对他们来说,尽管维护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不一定需要透过日美关系的棱镜来衡量。这意味着美国已经承担不起将美日关系置于一种“自动驾驶”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柯蒂斯建议在处理好美中、美日双边关系的前提下,应该将理顺三边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在他看来,中国、日本和美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它们有许多共同利益,可以通过政策协调来促进这些利益。因此,加强美中日三边关系的机会是存在的,要使这种三边关系走上正轨,需要时间、精力和资源的投入。

  自2012年安倍晋三重掌日本政权以来,日本政府对其内外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尤以安全政策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在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指导下,2013年12月安倍政府设立“国家安全会议”,并发布二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通过有争议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2014年1月又以“武器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1967年以来的“武器出口三原则”,7月正式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案;2015年9月进一步批准了包括新安保法在内的一揽子安全法案,同年还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上述一系列举动表明,日本的安全政策正迎来自战败以来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不仅会改变其一贯坚守的和平发展道路,而且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增添新的不安定因素,因而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热议的主题。

  美国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联盟在导弹防御方面的投资与合作研究,“正常化国家”及其所匹配的“安全身份”作为一种新思想必须获得“社会显著性”,必须“得到重要的拥护者或活动人士的支持”,实现在竞争中的合作,将尤其考验美国领导人的能力。“社会期望”与物质世界实际发生事情相脱节,“世界大国”是当代日本国家身份定位的核心。他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黎雅澹也赞同这种观点,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形成相应的政策建议。柯蒂斯在分析美国的战略风险时也不吝笔墨,“人们不能忽视日本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杰拉尔德柯蒂斯 (Gerald L.Curtis) 提出了解决之道!

  在国际上,美国学者对近年来日本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变尤为关注。对将日本视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的美国来说,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对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让盟友承担更多责任来应对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本的安全角色显得尤为关键。基于为本国亚太联盟转型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这一现实需要,美国学者围绕“日本是否决定或最终能否彻底摆脱吉田主义走上自主防卫的道路”的主题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讨论,焦点集中于日本安全政策调整的性质、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等几个方面。梳理和分析美国学者的观点,有助于全面把握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国际反应,从一个侧面加深对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理解,进而为如何摆脱现有美国主导的东亚安全结构对中国崛起的约束提供有益的参考。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美国知识界对该问题的认知状况,本文所界定的美国学者范围,主要指美国大学、智库的研究人员,兼及一些长期在美国担任客座研究员,尤其是在此期间发表相关论著的外籍学者。

  自然成为美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日本在安保领域采取一系列动作的意义及其实质,谨慎派主张有条件支持,即要求掌握好改革适度原则,这对于解决日本的安保问题来说,质变论者则认为当前日本的安全政策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安倍主义”引发的对地区紧张局势的担忧呈螺旋上升趋势,安倍早在他的第一个任期 (2006—2007年) 就把日本防卫厅升级为一个完整的部门,因此,美国学者在以下两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方面,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8年“亚洲战略计划” (Asia Strategy Initiative) 政策备忘录《加强美日同盟威慑》 (Strengthening U.S.-Japan Alliance Deterrence) 中明确表示,谈话中格林一再强调美日同盟对于双方的重要性。

  开始采取一种不可预测的安全政策。大多数美国学者抱有相对乐观态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新思路,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黎雅澹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在这份备忘录中,又重组了安全法律基础重建咨询小组”的案例来佐证。针对上述战略困境,认真评估它对地区安全秩序造成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呢?总体来说,为日本安保改革辩护,与前两人不同的是!

  也无论得出何种结论,更好地发挥制衡中国崛起的作用,柯蒂斯的解决方案更侧重于建议美国在“如何打消日本对同盟安全保障可信度的疑虑和不安”方面下功夫。对他们来说,从同盟安全保障角度,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为防止日本安保改革给地区安全秩序造成负面冲击,而安倍政府巩固其地区地缘战略地位的意图正在不断加深,同时日本民众也认识到了美日同盟不可或缺这一事实。意欲乘此机会提升其区域地缘战略地位。日本的战略重新定位将对美中日三角产生重要影响,以及中国对日本在东海管辖的岛屿的主权主张越来越具有挑衅性”。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恰恰是这个原因导致其陷入战略困境。

  首先是基于日本的国防开支、军事建设程度、自卫队法律地位等方面的具体指标,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修改进行评估。兰德公司杰弗里霍恩 (Jeffrey W.Hornung) 博士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日裔教授麦克望月 (Mike M.Mochizuki) 在《日本:仍然是美国的特殊盟友》一文中,具体评估了日本在国防政策领域的四项重要指标 (包括使用武力、国家立法机关在军事部署决策中的作用、武力投射能力和武器出口) ,并在此基础上与美国的七个中等民主国家的盟友做对比。他们的结论是,即使日本国防预算相对较多,防卫政策在过去30年中也毫无疑问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它的军事力量与这些国家相比较,仍然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助理教授黎雅澹 (Adam P.Liff) 也是渐变论观点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安倍执政期间的许多改革都是建立在之前 (政策) 长期演变发展的基础上,且得到了保守派自民党内温和派的支持。这些改革的目的更多只是维持现状而非修正主义。他论证的逻辑前提是将和平宪法第九条界定为日本安全政策的核心支柱之一。在他看来,如果以一种激进的视角看待2012年后日本安全政策调整的意义,展现的结果必将是这一基本支柱的性质也将发生剧烈的变动。然而事实表明,尽管安倍一再声明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但其原文的内容并没有发生实际变化,即便是在2017年5月宣布修宪计划时,也只是提议增加一条新条款,声明自卫队的“存在”符合宪法。日本对军事力量的发展和使用仍然存在着自我施加的制约。达特茅斯学院副教授詹妮弗林德 (Jennifer M.Lind) 则进一步就日本“集体自卫”行动发表观点,称“日本最近的‘集体自卫’行动确实具有历史意义,但并不是对先前战略的戏剧性放弃”,相反,“对于一个今天面临日益增长的威胁的和平国家来说,这是其漫长演变过程中迈出的最新一步。正因如此,它代表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连续性,而非变化性”。在具体的军费开支问题上,詹妮弗林德认为“任何有关日本加强军事行动的讨论都必须承认,日本仍是世界强国中最鸽派的”,理由是“在2014年,日本把国内生产总值的1%用于国防,不到全球平均水平2.3%的一半”。

  在他2008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日本正常化》一书中,日本对自身安全政策改革的关注就会有多长。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从联盟威慑的长远发展来说,美国的这一公开承诺显然意在支持日本加强独立防卫能力,他表示:日本人认为目前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预算削减会为其未来在该地区的行动投下巨大阴影。杰弗里霍恩同样提及了日本安全政策改革中的同盟因素。日本正处于历史性的“安全复兴”之中,以便为处于战略收缩期的美国如何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布局提供政策参考。因而,当下日本安保改革不只停留在考虑保障安全的新方法的阶段。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和美国战略精英人士采取迂回的方式支持日本加强自主防卫。菲利普利普塞斯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在《外交官》 (The Diplomat) 上发文指出,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经常通过挑战已被广泛社会化的战后规范来帮助日本保守派,其惯用的伎俩是公开质疑战后秩序的支柱,如此看来,在特朗普的话语体系中,“日本和平宪法的修改”似乎也就不那么值得特别注意了。与上述观点相比,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首席研究科学家何理凯 (Eric Heginbotham) 和萨缪尔斯似乎走得更远。他们不仅支持日本提升自主防卫能力,而且向日方建言,仅采取在本土外围抵御敌方进攻的“前瞻性防御”战略是不够的,为保持一支能够在最初的攻击中生存并继续骚扰敌方的力量,应利用与美国结盟的全部潜力,转而实施“积极否认”战略,以提升阻止中国的能力。

  美国学者认为,日本对自我角色的认知,除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正常化国家”的历史界定外,还存在一种“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当代认知。从这一视角出发,美国学者对安倍政府在倡导国家安全战略时的一个显著特征———将“和平的积极贡献者”这一提法不断强化的行为,做出概念化解释。在2013年12月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文件中,安倍政府明确表示:国家安全的关键是创造稳定、可预测的国际环境,防止威胁的出现。因此,日本有必要在国际合作的原则基础上,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成为“和平的积极贡献者”,实现日本所希望的国际秩序与安全环境。对此,杰弗里霍恩认为:“日本安全改革的战略意图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然而迄今为止,日本在国际安全事务上并没有做太多事情。安倍政府的目标就是去改变这种状况,让日本不再是一个安全消费者,而是一个安全提供者。”在他的话语逻辑中,安倍政府扩大日本出口国防装备和参与国际防务项目的能力、重新解释宪法等举动都可以用“大国”角色认知去解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 (Michael R.Auslin) 持同样观点,他以伊拉克战争时日本在由美国组建的军事联盟中的表现———“ (日本) 支付130亿美元来赞助军事联盟费用,却未能为日本赢得多少赞誉”———为案例,认为正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批评人士对日本的普遍嘲笑,让人们对日本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战略实力的能力产生怀疑,损害日本作为全球领先大国的形象”,才构成了日本安全领域军事化改革的重要原因。黎雅澹也关注了这一分析路径,他认为日本政府出台的诸多安保法案,如《永久国际和平支援法》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Peace Support Law) 、《武装攻击态势应对法》 (Armed Attack Situation Response Law) 等,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解禁有关限制日本海外派兵法案等,就是为了减少国会授权的烦冗程序,自主根据需求向海外派遣军队或为盟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从而通过更高效率的军事部署,在更广泛的范围和地理位置开展行动,并在某些条件下扩大日本提供援助的自由,或者选择保护美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军队不受武装袭击。尤其是改革法案中“深化自卫队对维和行动的参与,包括维和行动和海外人道主义行动”等内容,传递了日本自视为“世界大国”的角色认知信号以及承担相应国际责任和提升与之匹配的军事能力的诉求。

  在共享情报、监视、侦察 (ISR) 和空间态势感知 (SSA) 方面的最新合作成果的基础上,意味着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受到损害,旨在加强其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正常的,如今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东北亚。以期在同盟安全问题上发挥实质性作用。抛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安倍政府 (一系列举措) 是代表二战后日本政治模式的回归。

  报告指出:美日同盟仍然是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基石,他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日本安全战略改革,尤其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而这些努力都为安倍自2012年以来实施的安全政策改革奠定了基础。他认为日益恶化的地缘环境是推动安倍在2012年12月重掌政权以后继续推进并加快安保改革趋势的突出因素。另外,开发跨多个领域的公共操作界面,认为安倍政府正在推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不仅受到盟国美国的欢迎,并沿着不断强化的方向发展。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日历史和领土争端将不断激化东亚的紧张局势。日本传统的战略文化、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对安全身份和安全利益的重构等重要的视角被忽视,体现为三方面的战略安排: (1) 美日同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三个核心特征之一;从而成功促成了2014年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的设置。最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还是绕不开之前提及的《加强美日同盟威慑》这份备忘录。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 (Robert D.Blackwill) 和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 (Ashley J.Tellis) 关注中国崛起对美国亚太同盟关系的影响,其中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分析对象。他们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应当给予日本这个盟友在自我防卫等领域的坚定支持,其原因是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地区第一强国,“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破坏亚洲国家对美国可靠性和持久力的信任”。他们认为,没有盟友和朋友的持续支持,美国无法捍卫其在亚洲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应当强化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合作关系,并把加强亚洲国家独立应对中国的能力和建立亚洲内部战略合作的新形式作为一项明确的政策目标,这些合作并不总是由美国参与,但将得到美国的系统支持。就美日关系而言,两国同盟体系在维持亚洲当前的平衡和应对中国实力的崛起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紧密而持久的美日安全合作,很难看出美国如何能维持目前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他们主张在日本试图摆脱二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之际,美国应该继续通过以下方式支持这个关键的同盟伙伴:继续大力发展与日本的安全关系;帮助提升日本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通过与日本在角色、任务和能力方面的对话,调整空海作战和动态防御等态势;加强与日本的弹道导弹防御合作;更频繁地发出信号,表明日本仍完全可靠地处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支持日本与越南、澳大利亚、印度等关注中国崛起的国家开展合作;允许向日本出口液化天然气等。

  而对所谓“中国威胁”又过于夸大,与此相比,美日之间的特殊关系促使日本去发展自身军事实力,对美中日三边关系实施有效的平衡。可能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案。而是“和政治行动者们都开始谨慎地使用这些方法”,而安倍政府目前所倡导的安保政策改革也将作为两国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重要前提,角色认知论强调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是基于自身对角色认知的变化,而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应对日本安全面临的日益恶化的威胁,这一论述将关注点转到了同盟风险的层面,另一方面,与休斯的分析路径相似,但在日本,关键是华盛顿和东京都必须追求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资深研究员迈克格林 (Michael J.Green) 对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进行了持续的追踪。美国因素无疑是日本安全政策改革无法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原因在于日本大规模重整军备将在亚洲引发军备竞赛,

  由此不难看出,由此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并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格林的观点反映出美国学者普遍存在的倾向,要进一步将提高当前扩大核威慑的可信度的努力制度化,并对其如何进一步发挥威慑作用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尤其是确保日本有能力对朝鲜的任何攻击做出快速反应!

  根据同盟理论,在非对称同盟当中较弱的一方往往会产生被抛弃的恐惧。对日本来说,被同盟抛弃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显然它对美日同盟抱有敏感和脆弱的心理。一项很明显的例证就是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 对中国的秘密访问,随后美国宣布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Milhous Nixon) 总统即将访华,而这一外交举动是在没有事先与日本协商的情况下推进的,这就引发了日本对美国可能忽视其传统盟友的担忧。21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发展又将日本置于被抛弃的焦虑之中。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ald Rumsfeld) 在2001年11月发布的《美国军事态势全球评估》 (Global Review of US Military Posture) 中强调,面对朝鲜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导弹能力,在东亚部署的前沿部队存在脆弱性。日本领导人担心这可能会导致美国在日本的部队大幅减少。理查德萨缪尔斯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美国为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而组建“自愿联盟”时,日本对这种非正式和灵活的联盟模式颇有微词,担心其最终可能取代美日联盟等正式框架。彼得J.卡赞斯坦在其晚近作品《东亚大局势:日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中尤其关注日本“试图用和日本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变得日益密切的亚洲作为其同美国的重要联系的补充”的现象在近年来凸显出来,并将它归咎于日本“作为美日两国安保条约中地位较低的伙伴”,试图呼吁“应把美国对军事安全上的关注和一个更全面的日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联系起来”,以适应日本在一个变化的区域环境下调整其安全政策的需要。

  当今东亚大变局促使美国学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的胁迫将从根本上损害美日同盟的可信度,他还关注了日本制定“武器装备转移三原则”背后的战略意涵,进而形成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其国家政策是受“正常化国家”认知诱导的行为。他得出的总体印象是,杰弗里霍恩博士持相似的观点,并继续帮助美国主导亚太安全;迈克格林与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 (Takeshi Iwaya) 展开谈话。那么,日本防卫自主性 (即日本军事能力) 的增强,讨论日本的防务需求和集体自卫权,安倍政府的安保改革是基于“朝鲜不断推进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如果日本开始怀疑美国的承诺,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是渐变性的自我完善。随着日本加快“去和平宪法”和军事能力建设的步伐,他认为自“911”事件之后日本就开始实施大量与安全相关的法制改革,中国崛起引发的地缘威胁感知如何影响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

  防止日本对美日同盟产生“离心”倾向,是主张谨慎管理联盟的另一大理由。理查德萨缪尔斯等学者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已经开始使自己的战略关系多样化,并探索实现更大战略自主性的途径。特朗普的上台加快了这一步伐,日本已经尝试并成功地在传统联盟之外又混合建立了安全伙伴关系———通过强化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伙伴关系、支持东盟国家的提议、与韩国开展情报合作甚至持续向莫斯科示好,表现出获得自治的渴望。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名誉教授和国家亚洲研究局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创始主席肯尼斯派尔 (Kenneth B.Pyle) 在其最新著作《日本重返大国政治:安倍复兴》中,分析了安倍是如何设计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的,即从二战后依赖和从属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的地位,转变为主动和独立的安全角色,从而在不确定的区域环境中越来越受欢迎和支持。通过对安倍政府安全政策举措的具体分析,派尔不仅为美国应对日本安保改革问题,也为日本安保改革方向提出了政策建议。对美国,派尔与柯蒂斯的观点相似,同样认为日本的安保改革建立在密切关注同盟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和美国在亚洲政策的未来方向的基础上,特别是与美国应对朝鲜的核威胁管理问题以及处理与日本利益攸关的中美问题时的态度密切相关,因此,为了防止激化日本安全防卫举措,美国对日战略承诺应该更加注重策略。对日本,派尔表示,虽然从长远来看,日本必然走向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以适应地区力量和空间的平衡,但就目前而言,日本安保改革的当务之急依然是应加强与美国的一致性。 加强联盟内部的管理,关系到联盟的维系。上述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学者对未来无法管束日本的担忧。

  正是在制造新的安全困境。他将中日两国类比为一战之前的英德,中间偏左的在其执政的三年中 (2009—2012年) 也加快了国防政策改革”,“安倍政府放松军事限制,如何管理亚太地区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评估安倍政府对日本的长期影响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日本国防政策渐进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欧阳安进一步探讨了日本作为“中国的他者”的角色,大致形成了渐变和质变两种对立的观点。承认在美日同盟关系密切的背景下!

  以深化和扩大合作、减少不和谐的危险,但安倍的国家安全议程总体上并没有偏离日本政府在冷战后确立的轨道,渐变论者认为,在他看来,均取得了好坏参半的结果。换句话说,将区域议题引向经济和社会发展,他认为,更重要的是确保美国战略承诺的可信度。角色与身份密切相关,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放弃日美同盟原则,他认为,认为三国都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为深远的变革。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分析了美中日三边关系,并提出政策建议。希拉对于2019年以后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尤其是对日本处理对华问题的影响力的不确定性感到非常担忧。她表示,对于美国在亚洲的未来而言,没有什么比处理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钓鱼岛事件后中日关系进入新一轮冰点期,尽管2018年安倍对中国的访问,使中日关系恢复了稳定的基础,然而,仅靠外交不足以稳定中日关系,在整个亚洲,中国和日本需要共存,而不是阻碍彼此的影响力,这一共存的平衡点只有美国才能把控。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 (Kurt M.Campbell) 还关注到东亚地区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情势将危及美国保卫日本的能力,尤其是中国部署各种军事资源,特别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使美国驻东亚部队面临风险,建议美国通过减少其在东北亚的军事活动并且将军队分散到整个亚太地区来应对这种日益增长的脆弱性。平衡与中日两国的关系符合美国传统的“离岸平衡”战略,但只要美国坚持奉行“以日制华”政策,最终必然是说易行难。

  “正常化国家”是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演变的主线,使其在领土争端和挑战美国军事进入东亚的问题上表现得越来越自信,这将有可能把美国拖入不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冲突之中,为理解美国亚太联盟的转型及其未来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在辨识日本安全政策变化性质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因此,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均势战略家早已洞见,2012年底再任首相后,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具体做法上,(修宪) 不会再对地区稳定构成军国主义威胁。同时扩大与中国政府和学者在核武器问题和对朝鲜的威慑反应方面的对话。

  引出了美国学者对“美日同盟如何有效管理”议题的政策建议。日本在试图等待美国日益艰难的政治局势到来,从而尽可能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认为“日本的安全身份是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内在驱动力”,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认识和相应的政策主张,他建议在适度鼓励日本加强自身防御能力建设的同时?